钢铁“冰河期” 咋应对？

2015年，钢铁行业深陷寒冷的“冰河期”，产能严重过剩，供需严重失衡，钢材价格大幅下跌，全行业巨亏645亿元。进入2016年，随着国家经济转型力度的加大，整个行业“冰寒”依旧，钢铁企业生存维艰。钢铁企业如何看待当前形势？想要脱离困境，钢铁企业该如何选择发展道路？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支持？本期《两会会客厅》，听听钢铁行业代表、委员怎么说。

主持人：您如何看待钢铁“冰河期”？这个时间会持续多久？

干勇：我认为“冰河期”的时间是5年~10年，钢铁行业会逐步走出这个调整期。国外的钢铁产能调整花了25年~30年时间，当然现在手段好一些，技术也发展很快，可以去创造新的生存空间。

何文波：虽然当前是钢铁行业面临的最困难时期，但是也许是黎明前的黑暗，未来还是光明的。我们要始终坚信这一点。

曹慧泉：不好预测，时间不会太短，不要指望今年或明年就会好转。即使有些短暂反弹和起伏，大的趋势和方向是不会变的。

张志祥：我估计时间不会短。去年有11.6亿吨产能，产量8.04亿吨，有3亿多吨过剩产能。我预测到2020年需求会下降1亿吨左右。假设我国出口稳定在约1亿吨，2020年需求稳定在7亿吨，与11.6亿吨产能相比的话，又多出了3.6亿吨。去产能的目标是1亿吨~1.5亿吨，即使去掉了，还有10亿吨以上的产能，到2020年产能利用率还是只能达到70%左右。

唐历：困难时期持续多久不好判断，但估计不会短。目前的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。今年一年解决30年积累的问题，不科学，最少也得3年~5年才能完成经济结构调整。

袁伟霞：“十三五”期间，钢铁行业都会处于调整之中。从当前的下游需求来看，需求大量增加的行业很少。即便落实国务院6号文件，减少过剩产能1亿多吨，产能过剩的状态还是存在的，竞争依旧激烈。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发展对钢铁的需求量已经达到拐点，这是发达国家也经历过的路，咱们国家现在也到了这个发展时期。

孙朝晖：钢铁“冰河期”是我国粗放式发展的一种必然，行业需要重新洗牌。由于当前产能过剩太多，去产能需要一定的时日，也许就是一种新常态。

江波：只有真正把化解过剩产能这个事情做好，冰河的消融期才能到来，才能度过“冰河期”。因为如果供需严重失衡，价格上不去，企业怎么来脱困呢？

主持人：在钢铁“冰河期”，钢铁企业普遍遭遇了资金、环保、市场的压力，去年全行业亏损645亿元。但从去年的实际情况来看，国企亏损普遍要大于民企，您怎么看这种现象？您认为钢铁行业除了化解过剩产能，还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生存、求发展？

才让：企业首先要看清自己的定位，在未来的行业发展中还有没有可能生存和持续发展。如果有这种底气，或者手里有资源，就要看好方向，及时调整，拳头攥得紧一点，死守这个行业，还是有希望的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企业也要转变发展模式。还有一类企业，在技术水准、装备水平、环保条件、资源、能源、市场等方面确实没有优势，未来发展没有希望，在去产能的过程中，应该积极主动，争取政策，及时脱胎换骨，凤凰涅槃，不要死守了。

唐历：国企相对民企，人员多，经营管理灵活性差。此外，国企社会负担也比民企重。

李卫：企业要坚持住，确定了正确的方向就要坚持住。技术创新是第一驱动力，钢铁企业要认准这个方向，包括人才、技术储备。同时，企业自身要做好降成本的工作，实现管理扁平化，不要片面追求大而全，应该追求精和强。

江波：钢铁行业本身是一个很传统的行业，现在有很多新技术，像人工智能，谁能用得好，谁就有可能占据有利地位。举例来说，材料设计和工艺设计，好多都依托计算软件进行，但还是需要人工来做。人工智能很发达了，所有东西都集成了，做出来的东西要比人做出来的精确得多、准确得多，而且效率更高。钢铁企业最起码可以大胆地尝试一下，如果还是传统的那种方法，就落伍了。

主持人：钢铁行业要脱困，从政策层面来说，您最希望国家和地方出台哪些政策？或者说，在哪些方面得到政策支持？

曹慧泉：不要靠政策支持活着。政策支持更多的是解决行业的共性问题，而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个性问题。

张志祥：政府去产能的任务还是很重。未来的需求是否会下降，还没有定论，不能盲目地去产能。去产能，也要考虑对社会的影响，应温和推进。这应该是个长期的过程。

才让：政府出台政策要突出两个方面：一方面要严，现在说让谁关、让谁不关，行政命令是不行的，应该通过税收、环保、能耗等手段来推进去产能。税收要严，环保要严，你有能力治理就活下来，没有能力治理你就关停。不论是中央的政策，还是地方的政策，都得严。不能像现在一些地方通过财政返还、税收减免，让企业苟延残喘，就是不想让问题暴露得太早，寄希望于以后。另一方面要宽，就是要在钢铁企业转产、转型、安置、调整、再开发过程中给予支持。

钟崇武：目前钢铁行业遭遇的不公平主要来自于税负和环保成本方面，一旦这两个领域规范化，那么不合规、不规范的钢铁企业将很快失去生存空间，在市场倒逼下主动退出。

李卫：政府是个导向，政府要改变评价体系，不要片面追求大，应该追求有效。另外，还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、企业的关系。政府应该是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，简政放权，供求平衡要靠市场来调节。

孙朝晖：政府需要出台统一的市场、环保执法尺度和力度，以及差别化的财税、金融政策。

江波：政策不能搞“一刀切”。比如说国企，国企是比较“老实”的企业，对法律法规必须遵守。这就意味着成本没有优势，像环保成本就较高。另外，国企还承担着社会责任，这也是成本。去产能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，要做到公平合理，要防止地方保护主义。

主持人：近年来，我国钢铁电商发展迅猛。今年两会，“互联网＋”再度成为热词。面对钢铁行业“冰河期”，越来越多的钢铁企业借力互联网经济，推动钢铁全产业链的运营协调和整体优化。确实，借助“互联网＋”战略，钢铁电子商务平台能够标准化行业数据、规范化业务流程，在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同时，提供实时的信息服务，优化资源配置，促进产需衔接和产销平衡，进而缓解产能过剩问题。“互联网+”给传统的钢铁行业带来了深刻变革，这也是钢铁行业走出“冰河期”实现脱困发展、转型升级的一条路径。对此，您有何看法？钢铁行业作为一个传统产业，您认为该如何拥抱互联网？

李毅中：针对“互联网+”，国务院出台了指导意见，“互联网+11个行业”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“互联网+制造业”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过去我们的“互联网+”在电子商务、物流、金融等领域取得突破，取得成绩，但是在“互联网+制造业”上力度还不够，重视还不够。另外，“互联网+”是利用互联网改造提升被“+”的行业，这里就有一个问题，谁是主体，所以有人说不应该叫“互联网+”，应该叫“+互联网”。我理解“互联网+”的主体是被加的行业，“+制造业”，制造业是主体，要主动拥抱互联网，不要等人家来改造你。当然，这并不是否定互联网企业的特殊作用，但要明白谁是主体。平心而论，制造业涉及的范围很广，技术含量更高，包括行业本身的技术、数字化技术、电子制造技术、智能技术、人工智能等。所以，“互联网+”实际上是两个内容：一个是互联网平台实现资源信息的共享利用，另一个就是新一代信息技术。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一个分支，但不是它的全部。对“互联网+制造业”来讲，就是要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嵌入到产品里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，从低端变成高端。

干勇：今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，要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，推动生产、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，重塑产业链、供应链、价值链，改造提升传统动能，使之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。落实到钢铁行业，就是把钢铁企业、供应商、用户、金融机构、技术服务机构、设计机构、贸易机构、物流配送机构等，全部放到一个大平台上，大家共同经营，共同盈利，共享成果。这样的平台经济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，减少中间贸易环节，提升效率，降低成本，而且依托大数据技术，能够更高效地直接服务客户。

李晓波：现在“互联网+”和钢铁电商很热，热有热的道理。一个好的钢厂围绕终端客户，根据需求特点，进行一些定制，这是一种更高级的业务模式、商业模式。电商是时代的产物，是技术进步的结果。电商对不同产业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。我们也还在紧跟趋势进行研究，毕竟钢铁产品的销售和大宗商品的销售不太一样。

孙朝晖：电商的迅猛发展有利于降低客户的采购成本，增强产品的竞争力，是发展的必然趋势。

杨雪岗：电商平台对行业的整合能力比较强。比如，旭阳焦化的焦炭产量为每年1000万吨，每年还有200万吨的贸易量是在电商平台上完成的。我们现在虽然自己没有做电商平台，但是在其他电商平台上做贸易。现在焦化行业的第三方平台做得很小，不如钢铁行业做得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