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央送深圳“大礼包”释放什么信号？

——专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

近日，中办、国办印发了《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(2020－2025年)》，赋予深圳更多改革自主权。这份方案被看作中央送给深圳的一个政策“大礼包”。

“大礼包”中究竟有哪些“礼物”，它将给新时代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带来什么机遇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近日接受中新社“中国焦点面对面”专访，对此进行权威解读。

访谈实录如下：

中新社记者：中央去年提出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，这与此前的经济特区有何不同？深圳在国家宏观发展层面的定位是否出现变化？

彭森：中央出台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，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性决定。这意味着深圳特区的改革，特别是市场化改革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，开启了在一个更高目标、更高层次、更高起点上的再出发。

大家都了解，深圳20世纪80年代开始作为经济特区，是改革的先行者、探路者、试验田。40年来，深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解放思想、开拓进取、埋头苦干，在经济体制、科研创新、对外开放、社会治理各方面，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很大成绩，已经把深圳初步建设成为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创新型城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央又进一步提出把深圳建设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，是对深圳提出了一个更高的、全方位的要求。

首先，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国还要不断探索完善。特别是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务后，谁来做先行者、探路者？中央等于把这个任务进一步交给了深圳。所以，深圳一方面要做好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，做好创新发展，同时在社会治理体系、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也要做探索。

深圳人均GDP已经达到3万美元，相当于国际上一个高收入国家的水平。深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万多元人民币，可能是全国今后15年左右的发展水平。所以深圳完全有必要先行一步研究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，在更高水平上怎样就建立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、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探索。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，追求民主法治、公平正义，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新发展格局。我想这是最重要的。

其次，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、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，深圳还是要做一个先行者、探索者、排头兵。在这方面，中央对深圳也寄予了更高希望。40年前，深圳就是靠大胆试、大胆闯杀出一条血路来，今天还是这样。希望深圳在市场化改革方面，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所提出的市场化改革的一系列要求，在前面起到试点、探索、创新的作用，能够尽快为全国提供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。

第三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，也是中国改革推进方式的一个全新探索。这个问题涉及如何在特区基础上，进一步赋予深圳一些综合授权，通过综合授权方式进行全方位改革探索。

中新社记者：您提到的“综合授权”最近确实备受关注，到底什么是“综合授权改革”？方案为何将它定位为“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关键一招”？

彭森：综合授权是这次方案的核心，也是最大亮点。深圳特区本身也是一个授权，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就是一个特殊政策、灵活措施。按照邓小平同志当时讲的，“中央可以给些政策，你们自己去搞，杀出一条血路来”。这是一种嘱托，也是一种授权。

说到底，当时这种特殊政策、灵活措施，就是中央的很多要求或政策，在深圳特区如果合适就执行，不合适可以采取变通措施。但现在讲的综合授权，就是在全面深化改革、全面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，对改革形式做一个全新尝试和探索。

综合授权方式是什么方式？具体来讲，就是清单式、批量式的申请和批复。对于地方按照中央总体要求，比如深圳在2025年要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，到2035年要成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，到2050年要成为竞争力、创新力、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，要达到这些目标，就要给予充分配套的一些政策和权力。通过这种清单式、批量式的申请和授权，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，把解决一些重大体制机制问题需要的权力真正交给深圳。这样的话，深圳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，就将具有全面的责任和全面的改革自主权。

而且，此次中央批准的实施方案讲的是2020年到2025年，并明确将出台首批综合授权事项清单。随着工作进一步开展，可能还会有第二批、第三批，只要是改革中遇到的体制机制障碍，遇到的现行法律法规束缚，需要进一步解决上层建筑、生产关系的一些问题，来为生产力解放开辟道路的，就可以通过清单方式向中央报告。经过适当程序，涉及法律的，经过全国人大进行审批授权；涉及国务院一些权责或国务院规章制度的，由国务院进行授权。这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关系，给予地方差别化的改革积极性，是一个重要的、全面的尝试。

中新社记者：此次综合改革试点对深圳放权力度很大，一揽子推出了27条改革举措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，尤其涉及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。中央给予深圳如此大自主权的目的是什么？

彭森：这次综合改革试点涉及经济领域、社会领域较多一些，包括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、完善科技创新环境制度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、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、完善民生服务供给体制、完善生态环境和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六大领域。

就一个城市来讲，无论经济管理、社会管理领域，特别目前改革主要突破的重点，基本都囊括其中。这六大领域中，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第一部分——要素市场化配置。在这之前，4月份中央刚刚发布了《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》，其中对五大要素怎样加快市场化配置提出了全面的意见。但这些改革要推进，首先还要找一个改革的先行者、示范地、试验区，选定的还是深圳。在这方面进行先行示范，对带动全国市场化改革具有决定意义。

中新社记者：同样涉及大力度授权放权和对外开放，深圳与正在推进的自贸区、自贸港建设有何不同？

彭森：在此之前，大家都比较关注海南自贸港政策，应该说它与深圳的情况不太一样。海南自贸港侧重于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做一些全方位探索，包括结构性的对外开放，和制度性对外开放都会有更大调整。但从海南来讲，不要求它所有政策都是可复制可推广的，而是在海南这个3.5万平方公里的岛屿之上，通过“自贸岛”建设来落实相关政策，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创新。

深圳则是立足于神州大地，要能够尽快提供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，这是最大的区别。这次中央给予深圳的政策，实际上不比给海南“自贸岛”的政策力度差，应该讲力度甚至更大，特别是提出了在法律方面做更多授权，鼓励深圳在新经济领域加快一些立法创新，这都是非常好的。

中新社记者：在国际上，深圳发展是否有可以参照或比对的例子？深圳下一步发展，如何从“世界版图”上来定位？

彭森：深圳历经40年发展，从一个小渔村、GDP只有2亿元人民币左右的农业县，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创新城市，是人类发展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创新和范例。在国际上，新加坡可以算是一个相对比较类似的情况，但新加坡缺少的是广大市场腹地，它是一个岛国型、城市型的经济，其外向型经济高度依赖国际环境。

深圳则背靠广袤的960万平方公里祖国市场，有全国的支持和关注，深圳的发展也离不开全国支持，无论人才、资本、科技成果，都是全国集聚到深圳，从各方面给予支持。今后深圳的发展，又会给全国提供新的发展动能、提供新的制度范例。所以，深圳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，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探索历程，它会成为全人类、全世界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典型范例，这一点我毫无疑问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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